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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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对NGO真的这么重要吗？中国NGO发展这么多年，在学习国际经验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对自身是不是够了解。我们是不是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情，这对判断“我们是谁”和“要到哪儿去”非常关键。
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政治独立是硬道理。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那时候可能偏重于公平、偏重于社会、偏重于国家集权，用道德感召代替物质激励，忽视了人的个体差异和基本需求而盲目追求制度上的“一大二公”和道德上的“高大全”。
第二个三十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一阶段我们偏重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暂时在公平性上做了妥协。这一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把人的动物性调动到极致，把对物质财富的崇拜推到极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然国国情不仅仅是这些，还有许多因素，只有明确意识到我们是从哪里来，才有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现在所在的第三个三十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价值是硬道理。实现整个社会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结合。这是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回归。
我们是谁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力量的觉醒、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非营利组织所代表的第三部门，相对于第一、第二部门来讲是非常弱小的。我们是谁？我们对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政府的区别在哪里？哪些是必须政府做的？哪些是政府做不到、我们能做到的？哪些是市场能做的？哪些是市场做不了而我们能做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就能弄清楚自己的定位。
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找不准自己的定位，过去是“行政化”，现在要“市场化”，问题都出在一个“化”。行政化的“化”代表的就是自上而下、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是权力崇拜。“市场化”的“化”，也就是说一切可以拿市场来解决、靠砸钱来解决，是市场崇拜，这并不是一个创新的思路。无论是“行政化”还是“市场化”，只要是“化”，对于第三部门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牢笼和圈子，我们不要把自己“化”在里面。
非营利组织，要有超越的高度，超越权力的高度、超越经济利益的高度，同时要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度，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就是社会创新的空间。
社会组织和整个公益行业近年来从无到有、快速发展，但依然非常弱小：理念陈旧、人才匮乏、方法单一、缺乏创新，以上的问题都归因于一个问题，就是评价体系陈旧而单一。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评价体系是政治方向统一，第二个30年的评价体系是经济的量化指标为第一，这个指标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甚至公益也有了量化的思路，比如盖了多少学校、捐了多少款、做了多少项目，等等。实际上，我们应该用社会价值的创造即Impact作为评价体系。
重建社会评价体系
社会价值的创造能力取决于两个维度：一是社会议题的公共性、社会性，二是解决方案的专业性、系统性、创新性、可持续性。
传统慈善是在慈悲心驱动下的善举，多为捐赠人从自身情感体验和价值取向等角度出发的为满足受助者个人短期的基本生存需求而进行的单向施予，它的议题选择不一定具有特别的公共意义，在方法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以单向的捐钱捐物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传统慈善观念下，捐赠人自身“悲天悯人”的内心情感得到了表达，受助者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或许，在这一善举之下，某个人的人生由此改变，但它触及不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改变不了一个弱势群体或社会格局，不可能促进社会机制的变革，不可能大范围推动整个社会公正、公平的进步。
公益相较于传统慈善更加组织化、专业化。其面向的议题更具公共性和社会性，方法上的专业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更高，这样，产生的社会价值也就更大。但这还不够。
我们能不能跨出传统的思维，把社会议题定位在真正为人类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高度呢？在方法上，能否采取跨出公益界，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协同合作寻找解决方案呢？如果以上的问题都是肯定的，那么社会价值的创造力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把社会组织的评价体系升级到这样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上来。
在此基础上，我们谈社会创新，就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的创新了，还包括政府的社会创新和企业的社会创新，三大部门跨界协同，发现新问题、新资源，创新既有机制和模式，从而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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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友成基金会（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2007年成立，可以说我们是为“社会创新”这一使命而生的，我们的愿景、定位、使命和价值观，都贯穿着对社会创新的理解和认识。友成致力于成为“探索社会创新之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愿景下，八年来我们是如何倡导和推动社会创新的？上图是我们的一些里程碑事件。
自创立之初，我们就制定了自己的创新战略，包括在理念上、项目领域和扶贫主体的拓展上、以及运作模式和资金管理方面，都采取了比较创新的方式；另外，我们还组织行业领袖进行社会企业的国际考察、专题研讨，学习国外的创新理念和实践。
2008年，从汶川地震后，友成开创性地在遵道建立志愿者驿站（发展成为遵道志愿者联盟），开启民间救灾联合行动。此外，我们还从救灾实践中，探索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的模式，实现政府、企业、公益跨界合作的样板。我们与绵竹市政府搭建的社会资源协调平台是当时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政府及社会组织在救灾和灾后重建方面纷纷效仿的模式。
2009年，友成内部设立“社会创新中心”，做了一系列社会创新方面的探索、支持和倡导工作：首先，友成是国内首家支持英国使馆文化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的基金会，通过这一培训项目，我们支持了多家优秀社会企业，包括残友、乐朗乐读、多背一公斤、科学松鼠会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仅是“天使”，还是天使的天使。
其次，我们汇聚业内外学者创办“新公益学社”，从事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理念的启蒙、探讨和研究；我们支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社会创新学分课，将“社会创新”的理念推广至一流高校的教育体系。
此外，我们还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进行战略合作，编译出版“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出版《社会创新蓝皮书》，推动国内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2010年，友成在首届“新公益 嘉年华”上提出七大新公益趋势，即倡导新理念、开拓新领域、聚集新动力、整合新资源、尝试新方法、采纳新技术、成就新人才。这些理念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充满前瞻性的。
2011-2012年，友成提出“无围墙大学”的概念，着力培养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未来跨界领袖，打造“新人才”。具体的项目包括小鹰计划、创业咖啡、常青义教、领导力研修班、灾害管理研修班、百人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在行业内或跨行业进行能力建设的支持性项目。
2013年，我们提出“社会价值投资”的理念，把社会创新拓展到了投资领域；由此发展“社会创新型企业”和“社会创新型组织”的概念，社会创新型企业与“社会企业”有所区别。未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所投的就是社会创新型企业。
2014年，我们研发出以人为本的多维度的会价值评价体系——三A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在这个原则评价体系当中推动下，我们发展出一些社会创新平台型项目，比如“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互联网惠捐平台“路人甲”。
《社创客》创刊，友成与《斯坦福创新评论》合作
2015年，非常标志性、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是和《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SSIR）的合作。关于SSIR与友成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06年，当时我正在筹办友成基金会，我在纽约大学上学的女儿经常给我发SSIR上面的文章，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成立友成基金会以来，我们的理念发展和实践探索都受SSIR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与SSIR合作，近八年来，我们尝试着在实践、理念、倡导方面创造条件，使自己有资格能够和SSIR这样顶尖的国际倡导平台合作；2014年底，我们确立了合作关系，2015年2月，《社创客》杂志创刊！
综合以上的这些实践，我们看到，其实友成是在打造一个社会创新的生态：八年来，我们用2.09亿元的资金，支持各类创新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161个，自主研发和创立了11个平台型项目，包括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小鹰计划、常青义教、创业咖啡、新公益嘉年华、社创之星、新公益领导力研修班（已发展为“中国新公益学院”）、“路人甲”、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社创客》等，受益人群遍布全国21个省市。相较于国内大型基金会而言，我们的资助力度其实是很小的，我们用很小的钱撬动各方资源的投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成效。
怎么做？
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理念和标准的转变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们发现对于能力建设来讲，最重要的是理念的转变，即要以社会价值的创造为导向；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标准”，评价体系要改变，否则，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在旧轨道上重复，比如效率不高、解决不了问题还因此产生问题的，等等。所以一定要从标准、评价体系上改。我们认为，评价体系一定包括目标、方法和行动这三方面，即除了议题的公共性、方法的创新性系统性之外，还需要实现目标的行动力，即Aim（目标）、Approach（方法）、Action（行动）三位一体。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目前友成已经完成三A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的初步研发，下一步将据此形成较为完善的细化指标体系，此外还将开发系列工具手册、开展相关系列培训，指导和评价社会创业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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