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5-24
——在国务院扶贫办“关注贫困,行动起来”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2007年10月17-19日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受到邀请,参加“关注贫困,行动起来”国际研讨会,并在今天题为“培育穷人的社会资本”的平行论坛上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社会企业在中国减贫实践中的作为。
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被提出,其后迅速传播和进入社会实践。目前在全世界,普遍公认的社会企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有英国、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有意思的是,在经济很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南亚等一些地方,社会企业也有蓬勃发展之势。尤努斯博士所创办的“格来珉银行” 可以说就是有效培育和运用“穷人”的社会资本来帮助穷人改善发展境遇、扩大参与机会的社会企业的成功范例。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认为,社会企业是以推动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执著、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为动力,具备可持续运营模式的实体。同时,它还可以被看作一种方式(approach)、一种态度(attitude)或一种行为(action)。后者似乎更为贴切,也更易于为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们认为,社会企业之所以有迅速发展之势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无论是西方为应对后福利时代以及为振兴和强化第三部门,还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为顺应经济、社会的有效转型,世界各地的社会企业在解决或尝试解决生计、健康、教育、环境等社会发展中最紧迫、最棘手乃至最边缘性的问题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第二,社会企业是真正使政府、工商业和非营利组织三大部门交叉与合作的机制和载体。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引导并购买社会企业的服务;工商业界则为社会企业提供资金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人力资源;而社会企业是直接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服务,以及以志愿者为主的广泛的社区资源。第三,社会企业使得社会公益事业更加可持续。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企业启动了“人”本身的价值发现。由于所有参与创立、为其工作和受其影响的个人自信心的加强和成就感、幸福感的提高,从而形成了一个积累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一方面“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成为各界精英和百姓口中的“时髦”词汇;另一方面,真正的社会企业又实在是凤毛麟角。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和一家咨询机构合作,对中国社会企业进行案例研究时发现,不仅可觅的社会企业屈指可数,还有些基本具备我们所设定的社会企业条件与标准的组织,并不知道原来自己可被冠之以“社会企业”的名称;在“光谱”的另一端,有些被赞誉有加的社会企业又拒绝“享受”这个称谓。这其中也反映了发展社会企业的实践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中国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当然,这一条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问题。据目前掌握资料,英国是唯一一个在立法上明确了社会企业概念,并保证提供支持的国家。而中国本来在民间组织立法方面还在探索阶段,与之相关联的“社会企业”这个“舶来”的概念则为这方面的历程带来了新的挑战。其直接影响是“社会企业”的发展空间问题、“身份”问题和与之相应的税收等各种待遇问题。
挑战之二,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对“企业”从事“社会”事业的置疑,甚至排斥。Enterprise翻译成中文往往只取其“企业”之意,相对应的英文是business,而不是原意中兼而有之的“事业”(undertaking)。在中国,传统的对工商业,即business的看法就是“无商不奸”,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调整人们的视界(perspective),但是绝大多数人——包括官员和普通大众——还是认定,“企业”不会真正从事“社会”事业,做公益的当然不可以经营。其结果是,社会企业在三大部门间的位置难以确定以及公众对其动机和公信力的怀疑。
挑战之三,是中国长期计划经济和统一社会使得公共部门以外的私营部门相当薄弱,其中,社会企业和其他民间组织一样,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后果就是它们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家”也为数不多。
然而,即便是在上述以及此处来不及阐述的其他种种挑战之下,中国还是出现了一些颇为成功的社会企业实践——其中绝大多数也是最近一、两年才意识到或被告知,他们所做的事业叫做社会企业,如天津的鹤童老年福利协会、青海的吉美坚赞福利学校、南宁服务脑瘫儿童的安琪之家等。它们的产生和成功说明了中国社会对社会企业的需求。
在众多社会企业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中,减贫领域最需要系统、深入的挖掘。 我们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倡导的理念是“精神物质双扶贫”、“可持续性开发式扶贫”和“爱心接力”,社会企业被我们看作是实现这些理念的载体之一。友成基金会从筹备开始,就在广泛、深入地摸索和研究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于是选择了城乡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这个重点领域。
例如,城市流动的农民工是社会资本最为匮乏的、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亲缘资源、代际资源、朋友资源的利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损。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网络资源的互动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交换位置上,他们在满足农村家族既有需求和城市生存新需求以及物质和人文情感的双向需求方面,比城市贫民更加依赖社区的网络资源。
社区性社会网络是穷人获取社会资本的基础。社会企业家发动人们通过建立合作网络来解决那些处于孤立状态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里我只简单向大家展示一个中国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贫的实例。图片展示的是一家可以说是“微型的”社会企业。在北京城乡结合部一个流动人口社区里,几位随丈夫来北京打工的妇女,在一个简陋的平房里,开办了一个“爱心超市”。她们把好心人捐赠的衣物从城里运来,加以整理、清洗,定上一至四元的价格牌,出售给社区人群。隔壁,这几位“超市”员工变成了“妈妈老师”,在教她们自己和社区其他家庭的幼儿做游戏。从她们脸上的神采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些曾经自卑地、胆怯地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女性,现在为自己正在做的这些工作,为她们有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生活而深感自豪,并且尽情享受在其中。通过这个平台,妈妈们也经历了自我开发、自我成长,并且建立了自身的社会价值感。最近的消息是,她们已经在邻近的另一个流动人口社区开办了另一个“爱心超市”;同时,她们即将“扩大业务范围”,组织起来做编织等手工,用于出售。这样一个社会企业是从弱势群体内生的产物,它产生的连接互动效果豪无疑问应该说是通过创新来拓展所谓穷人的社会资本的一种尝试。
中国政府减贫成就举世瞩目,而在新形势下如何让固贫、返贫和新贫的城乡贫困人口更直接受惠于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如何让他们的生活质量、社会资本和人文境界得到同步提升,将是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除政府之外,广泛和深入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和资源是一个积极有效的途径。中国有关的政府部门已经在尝试和民间机构合作。国务院扶贫办一位官员最近也指出:“探索和推动成熟商业企业投入公益事业的制度性安排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社会企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非常好的模式。” 所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探索一条通过对社会企业的支持而实现减贫和发展的道路。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由一些海内外的成功企业家捐资成立。其核心资本就是它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合作。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已经形成的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极效用,通过资助研究、理念倡导以及在信息共享、资源配置、资金支持、人才储备、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增值服务,来帮助怀揣梦想、追求卓越社会企业家与民间公益组织的志士仁人,从而帮助建构“穷人”的社会资本获取机制,并通过支持制度创新来增加其新的社会资本的规模, 最终要帮助仍在贫困中追求梦想的人们走出困境,拓宽视野,学习技能,建立自信,实现自立,获得崇高精神文化理念的内在支撑,并把爱心不断地传递下去、和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们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使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