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启示录：以社会价值筑牢命运共同体之基

绪论：社会、共同体与价值观和人的演化

 

《蓝图：我们如何创造更美好的社会》（Blueprint: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a Good Society）是尼古拉斯·A·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的代表作，书中通过多个案例，深入探讨人类“亲社会本能”在不同制度与文化中的显现、积累与作用机制。其中沉船案例研究是全书最核心的经验对照实验，克里斯塔基斯教授耗时十年，系统梳理近百年全球32起沉船事件的文献史料与幸存者口述实录，为人类绝境求生的底层逻辑写下权威注解，研究结果令人警醒：仅12%的群体能在绝境中成功幸存。

 

1853年，美国“SS提康德罗加号”在近海遭遇事故沉没，船上乘客与船员瞬间陷入多重危机：淡水告急、船体破损、医疗资源匮乏，且大量乘客为移民或非英语母语者，沟通与组织难度极大。但与其他沉船中常见的抢夺、逃亡、极端自保行为不同，提康德罗加号上的人们展现出惊人的协作与克制——他们迅速自发组织起来，有序分发物资、照料病弱、彼此慰藉，稳稳维持住基本秩序。等待救援的日子里，船上几乎无暴力混乱发生，幸存者事后普遍坦言，正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的情感认同与本能协助，支撑他们熬过了最凶险的时刻，这与同时代多起“每人自救”式船难的悲惨结局形成鲜明对照。

 

克里斯塔基斯引用这一案例，意在阐明核心观点：即便制度崩塌、资源枯竭、个体陷入极端脆弱境地，只要社会结构中潜藏“可激活的互助潜能”，秩序与价值便仍可能自发涌现。SS提康德罗加号的故事印证了陌生人可凭社会性潜能凝聚共同体，其深层价值不仅是“人性闪光”，更在于揭示社会通过共同体激发的协同力量，而这正是社会价值的隐性基因，是个体潜能激活剂与共同体进阶的核心支撑。

 

在理解社会为何重要、社会价值为何必要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基础问题：“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日常语境中，社会常被视作制度集合、治理装置或公共事务场所，但从深层看，社会之所以构成生活的底层结构，正因它兼具两种不可替代的价值维度——工具性价值与本体性价值。要深刻理解社会价值的核心内涵，需先厘清这两大维度，这也是提康德罗加号案例背后的深层逻辑。

 

“工具性价值最易被理解，指社会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直接支撑，又可分为保障生存的生存性价值和促进发展的发展性价值。

生存性价值体现为：当外部威胁来袭、灾难爆发或资源极度匮乏时，个体几乎无法独立生存，必须依靠群体协作、规则治理与制度保护共同抵御风险。提康德罗加号的案例便揭示了这一点：能够迅速建立信任与协作的群体，往往拥有更高生还率，即便在制度全失的情况下也能维持基本秩序，这是社会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功能——提供基础安全与秩序，让人不至于在孤立中崩溃。

发展性价值贯穿和平时期，社会价值转向深层结构性功能，成为驱动繁荣的“发展系统”。

核心是创造大规模协作可能，人类通过社会协同实现分工细化、构建市场体系、制定共同规则，在制度与信任基础上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创造个体难以企及的公共福利。市场本身就是社会合作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社会协作半径持续扩大的历史，这种协作延伸至全球维度，隐性的社会结构为个体搭建发展平台，让人生存之外更能追求尊严与意义，是现代文明演进的基础性力量。”

 

但仅将社会视为工具远远不够，它还具有本体性价值：不仅在外部帮助我们生存发展，更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沉船故事中的生还者多提到，彼此的鼓励、搀扶，哪怕只是一个安慰的眼神，都是支撑他们熬过绝望的力量，这种情绪联结与心理支撑，正是社会最深层的价值之一。本体性价值并非指社会脱离个体存在，而是人之为人的全部特质，都只能在社会关系中生成与实现；个体对“完整人性”的追求，必然转化为对“良善社会”的追求——社会不再是实现人性的“工具”，而是人性实现的“目的本身”：个体以“成为更好的社会成员”“共建更优的社会”为诉求，这正是本体性价值的核心要义。也正因如此，我们会为生命逝去而悲伤，为新生命降临而兴奋，社会早已融入我们的存在本质。

 

综上，社会并非生存之外的工具装置，而是自我实现、价值生成与命运承载的整体结构，既是通往未来的道路，也是依赖的家园。承认“社会不仅是手段，更是存在本身”，是走向共同体文明、设计未来治理与合作的起点。在主流社会学中，社会被定义为“相互作用的个体构成、以制度化关系和功能分化为特征的整体系统”，共同体则是“以共享认同、价值、情感为基础，成员互动紧密的社会形态”。二者核心差异在于认同度与关系紧密度，生存性价值对应生命共同体，发展性价值对应命运共同体，这两大维度构成社会价值的完整体系，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客观事实。而这份完整的价值体系，恰恰需要社会核心价值观作为贯穿始终的纽带。

 

社会核心价值观作为贯穿纽带，绝非抽象道德说教，而是锚定“人的生存发展”、以共同体利益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的实践导向，核心是显性建构利于社会价值生成的共识与规范，为人类共同体存续提供根本遵循。

 

克里斯塔基斯的十年研究，让32起沉船事件的残酷数据成为“社会命运—结构同构”的生动注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命运”，命运绝非偶然天灾，而是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沉船时刻的生死分野，无关海浪高低、船只新旧，核心在于是否形成基于价值共识的协同与信任，这一认知在人类文明史中早已得到印证——价值观念始终是引领文明跃迁的底层动力。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韦伯“新教伦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剖析，均印证人类文明跃迁离不开新价值观念引领。进入21世纪，我们既面临气候危机、技术异化等“沉船式风险”，也拥有数字连接带来的跃迁机遇，过快发展与不均衡增长可能引发灾难，这让社会价值从隐性走向显性，成为预防风险、维系文明的现实基石。这种时代趋势，也为共同体的进阶指明了方向——从生命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章 

 社会价值与生命共同体

 危机中价值观的生存赋能 

 

生命共同体是人类面对极端危机时的本能共生选择，对应社会“生存性价值”的底线需求，而社会核心价值观正是其从“自发抱团”走向“自觉存续”的核心赋能器。在生死攸关的绝境中，社会核心价值观以“人的生存优先、群体福祉最大化”为标尺，消解个体恐慌与自私倾向，凝聚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合力——这也是《蓝图》作者的核心结论：卓越领导力的本质，正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践行，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则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生存力量的唯一载体。此时社会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共同体协作帮个体抵御风险、实现群体存续，这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前提。

 

成功幸存的群体，始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践行的鲜活范本。1855年朱莉娅·安号触礁后，船长本杰明·F·庞德以“利于弱者生存、实现群体福祉最大化”为核心准则，迅速确立“优先妇孺”的逃生规则，组织志愿者搭建安全输送通道，更要求二副放弃个人价值8000美元的财物包裹，优先护送女孩上岸。他的行动绝非单纯的道德牺牲，而是将社会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规则，以“保障多数人生存”的实际举措筑牢群体信任。1864年格拉夫顿号失事后，5名异国船员快速达成“共享资源、分工协作”的价值共识，票选领头人统筹物资与值守，更借文化交流维系群体士气，最终靠社会核心价值观凝聚的生命共同体熬过绝境。这些案例共同印证：危机中，唯有将社会核心价值观落地为实际行动，才能让分散的个体拧成无坚不摧的共生合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价值观缺失导致的悲剧。1816年美杜莎号触礁后，船长与船员抛弃“共同福祉”导向，奉行“强者优先”的丛林法则，将个体私利凌驾于他人生存之上，合理自保异化为无序争抢，群体彻底内耗。1884年木犀草号失事后，无人践行“包容弱者”的价值观，个体被恐慌裹挟，最终陷入杀害弱势船童的极端混乱。真正致命的并非恐惧本身，而是背离共同福祉的价值偏差——没有正确价值观锚定，个体力量只会彼此消耗，生命共同体终将崩塌。

 

这一逻辑并非局限于沉船绝境。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惊涛骇浪”时，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社会核心价值追求，将“利于民族生存、实现人民福祉”的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长征路上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抗日战争中动员全民族力量、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凝聚起亿万同胞的生命共同体，带领中国走出危局。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以“人的生存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引领，才能让生命共同体具备抵御绝境的韧性。而将“弱肉强食”合理化的思潮，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背离，终将导向群体自我毁灭，这一教训在古今中外的危机事件中反复印证，也为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划定了价值底线。

 

第二章

社会价值与社会共同体

日常中价值观的发展支撑

 

如果说生命共同体对应“生存性价值”的底线需求，那么社会共同体则对应“发展性价值”的顶层追求，是和平时期的“常态化发展载体”。社会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灵魂与根基，将“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的信念嵌入日常秩序，推动个体需求从“生存层面”升级到“发展层面”，让社会共同体从“稳定存续”走向“协同进步”。

 

显性建构这一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质是为社会共同体搭建“价值引领—行为规范—制度保障”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社会作为“共生体”的进化功能：通过协同分工提升效率、通过信任降低成本、通过合作增进幸福感，同时避免陷入“内卷内耗”困境。

 

友成提出的社会价值定义，基于对当今世界的洞察、着眼于未来需要而提出，精准诠释这一导向：它是指某一行为、活动、制度或创新结果，在特定社会与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整体及其成员所产生的可观察、可累积的正向影响，表现为社会福祉提升、经济与环境双重收益创造、风险成本降低，以及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正向关联程度。

 

社会价值并非与经济价值对立，而是社会福祉的总和，体现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以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的，追求长远不可逆的正向改变；也并非与个人价值对立，而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由“社会的人”通过创造性行为实现。一个良好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存续发展，始终依赖价值观对人类活动的引导——唯有锚定“人的发展”与“共同福祉”，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共生动力。

 

• 工具性上，价值观是协作秩序的“压舱石”，确保分工不异化为剥削、交换不沦落为掠夺；

• 本体性上，价值观是个体成长的“导航仪”，引导个体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贡献社会福祉。

 

沉船绝境中的临时协作秩序，正是日常社会价值观建构的缩影，而和平时期的发展，更需要将这种临时秩序转化为以价值观为内核的稳定制度。

 

回望文明演进，社会核心价值观迭代与社会共同体升级始终同频，制度创新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显性建构的核心载体。农耕文明适配“家族共生”导向，形成血缘纽带式共同体；工业文明的社会化大生产，催生“公平正义”追求，推动制度向“保障群体福祉”转型。工业革命初期将社会核心价值观异化为“资本增值优先”，导致劳资对立，这印证了社会共同体健康发展，必须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前提。

 

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价值观引领社会共同体发展提供了鲜活范本。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将“共同富裕、不让一个人掉队”的价值导向深度融入制度创新：脱贫攻坚实现以现行标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保障弱势群体发展权”的坚定践行；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追求全域福祉均衡”的主动探索；共同富裕政策的稳步推进，更是“共同体利益优先”的价值观升级。这些实践既非要求个体为集体牺牲，也非让集体凌驾于个体之上，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个体发展赋能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滋养个体成长”的双向共赢，这正是社会共同体的理想形态，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目标。

 

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圭臬的认知误区，是对社会共同体的致命侵蚀。这种思潮将“弱肉强食”合理化，背离“包容普惠、追求全体福祉”的核心导向，为“强者通吃”披上“科学”外衣，最终割裂个体与社会的共生纽带，导致信任崩塌、秩序混乱。历史与现实均证明：只有坚定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通过制度创新显性建构社会价值，才能筑牢社会共同体根基，实现社会与个体的协同发展。

 

第三章

社会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时代跃迁中价值观的全球升维 

 

进入AI时代，全球性风险的“关己性”日益凸显，让社会价值的“显性变量”作用愈发关键，也推动社会共同体边界突破地域与种族限制，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升维——这既是应对“沉船时刻”风险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跃迁机会的核心路径。社会核心价值观作为升维的核心驱动力，将其延伸至全球层面、成为全人类共识与行动准则，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文明跃迁的关键。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全球延伸，是“利于全人类生存发展、实现全球福祉最大化”的价值逻辑的全球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一国独行的路径，而是以构建社会价值为核心支点，兼具制度可行性与文明兼容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范式。

 

这一理念源于对时代趋势的深刻洞察：AI推动生产力快速跃升，将人类推向文明临界点，未来的分野恰恰取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选择——资本逐利优先会加剧全球分化，坚守“利于全人类发展”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才能推动福祉升级。这种价值选择的差异，是沉船绝境中生存逻辑的时代延续，直接决定文明的未来走向。

 

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撑，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与全球治理两大领域，显性建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关键路径。在科技创新领域，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定盘星”：AI、基因编辑等技术本身无善恶，走向完全取决于是否以“全人类福祉”为导向。将“共同体利益为先、包容普惠”嵌入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可避免技术异化，确保服务于全球福祉最大化。

 

在全球治理领域，价值观是“黏合剂”：单边主义、零和博弈背离“共同福祉”导向，持续侵蚀全球治理根基；而“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创造就业、全球抗疫中的跨国互助，正是将“利于共同发展”的价值观转化为治理实践的生动案例，印证了跨地域价值观建构的有效性。

 

显性建构全球层面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的根本保障。在AI塑造的高度互联世界中，“外部性风险”已转化为“关己性风险”——一国技术失范、制度偏差可能引发全球危机，单一国家的价值闭环难以应对系统性挑战，需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突破地域边界，成为全人类共识。

 

唯有如此，AI时代的文明跃迁才具备现实可能。当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全人类共识，通过全球协同创新，AI推动的物质富足可普惠每一个人，消解资源争夺隔阂。这份美好图景的实现，核心依赖价值观的持续建构，需构建兼顾公平、效率与可持续的社会形态，既回应工具层面的风险应对需求，也满足本体层面的幸福感追求，让文明演进始终围绕“人”的核心展开。

 

未来世界终究由全人类的价值抉择塑造，显性建构“利于社会价值生成”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驶向“天下一家”的根本动力。回望百年沉船绝境、文明演进与AI时代憧憬，答案已然清晰：

 

人类共同体的存续与进步，根本在于坚守“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这一社会核心价值观从不是灾难时刻的“道德备胎”，而是维系生命共同体、支撑社会共同体、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结构性支撑”，藏于日常互助、显于制度创新、见于国际合作。倡导并显性建构这一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质是为人类共乘的“地球号”命运之船筑牢压舱石、扬起领航帆，推动物质文明与人的全面发展同频升级，让人类文明在共生共荣中实现真正跃迁。

 

作为显性建构的关键一步，建立社会价值国家标准体系，已不再是单纯的理念倡议或局部探索，而是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方式转型和全球规则参与能力的基础性制度工程，更是中国从全球治理“跟随者”转向“引领者”的战略举措。

 

基于此，我们后续将进一步发出相关倡议，推动这一基础性制度工程的落地探索，为破解现有评估范式缺陷、支撑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凝聚社会共识、参与全球治理注入核心动力。【编者说明：文中关于“SS提康德罗加号”的互助故事，史实依据实为 1855年的“朱莉娅·安号”（Julia Ann） 海难。该案例是海难史上“同舟共济”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