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新冠病毒潜入人间，并于2020年初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无差别的冷酷偷袭。疫情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从中被释放出来的仇恨、歧视、偏见又在人间传播，政治撕裂和国家纷争不可避免地让逆全球化雪上加霜。但是潘多拉的盒子里也还有“希望”留存，在本次疫情中，科学、公益和艺术就是希望，是逆全球化的逆行者。
面对疫情，科学表现出跨越国界的理性，公益迸发出连接全球命运的力量，而艺术则是全球全球共情的语言，为黑夜中前行的人们传递爱与希望。无论从逻辑理性还是从实践理性来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科学、公益和艺术会成为最终的全球化的力量。
如果我们将军事侵略称为全球化1.0，宗教称为全球化2.0，市场称为全球化3.0，那么科学、公益和艺术将会是全球化4.0，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体并不是哪一种单独的力量推动，它一定是商业、公益和科学三种力量的互相融合，一定是全球所有主要国家的共识。人类社会要么以这种方式走向更好，要么以另一种方式走向周期性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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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人类历史上所有致命的瘟疫一样，新冠病毒毫无征兆地在2019年底潜入人间，并在2020年初，如同二战中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那样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无差别的冷酷偷袭。同样在2019年底，人类还在表达对科技的快速进展感到某种担忧。但疫情的快速蔓延彻底击穿了由政治、经济和社会构建起来的各种秩序，处在高速运转的各种系统被突然中断和暂停。然而，当病毒对生命的威胁带来的恐惧尚有增无减的时候，疫情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从中被释放出来的仇恨、歧视、偏见又在人间传播，人们忧心忡忡地发现，政治撕裂和国家纷争已经不可避免地让逆全球化雪上加霜。
但是，毕竟在潘多拉的盒子里还有“希望”留存。在本次疫情中，科学、公益和艺术就是希望，是逆全球化的逆行者。
科学：跨越国界的理性
《纽约时报》说：“当政治领导人封锁国界时，科学家们却在打破国界，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研究人员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家如此急切地同时关注一个主题。几乎所有其他研究都暂停了。”
缓慢的科学交流常常是过去的疫情爆发时的一个问题。COVID-19疫情打破了这一模式。两个最大的生物医学预发表平台 medRxiv和bioRxiv改变了这种现状，在评审和期刊发表之前，研究者就可以在这两个在线档案馆上预发表学术研究。
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GISAID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流感及新型冠状病毒数据平台，也是本次疫情中病毒信息的汇集中心，全球的病毒及变异信息都分享与此，供全球的科学家研究。
1月24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我国第一株病毒毒种信息及其电镜照片，并向全球分享了这一信息。为全球科学家开发测试试剂和疫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图片来源：中国疾控中心网站
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表示，贝勒医学院正在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美国纽约血液中心以及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合作开发疫苗。2月24日，哈佛大学宣布，正与中国科学家携手抗疫疫情。
2月20日《柳叶刀》杂志在线发表一篇通讯文章：来自8国研究机构的27名病毒学、流行病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联名，反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阴谋论。
3月30日，中美科学家研发出一种预测分析模型，可以在感染初期判断出哪些新冠肺炎患者会转为重症。
公益：连接全球命运的力量
2009年1月27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用于帮助中国相关合作伙伴加速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流行病学、应急干预实施和医药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工作。
2月5日，盖茨基金会宣布将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这笔钱里有6成是用来研发病毒的检测方法以及解药研发，另外4成则投入全球的公共卫生部门当中。
4月3日，盖茨基金会宣布将要支持建设7种潜在疫苗生产的工厂。盖茨说，当人类面对数万亿的经济损失的时候，投入数10亿的美元来用于疫苗开发是值得的。
3月2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将100万只口罩发往日本。在之后的3月10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又定向向东京地区医疗机构定向捐赠10万只口罩。
3月13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多方努力筹到的50万份检测试剂盒和100万只口罩，捐赠给美国人民。
现今为止，马云公益基金会已经对中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进行捐赠，而且捐赠物资的所有资金均为马云个人捐赠。
4月11日，由浙大二院抗疫专家编写，携手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阿里健康和阿里云共同发布的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医院应对策略》中英文版正式发布上线，在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GMCC平台上首发。
马云说：“今天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着了火的森林里，一荣未必俱荣，一毁肯定俱毁，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在一篇讨论如何抗击疫情的撰文中，盖茨说：“毕竟，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共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我们从生物学上是相互关联的，通过看不见的病毒结成的网络把你我每个人的健康相连。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每个人休戚与共。在抗击疫情时，我们也必须同舟共济。”
艺术：全球共情的语言
2020年4月13日，武汉解封后的第5天，中国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保加利亚、法国、韩国、挪威、德国、以色列等10国艺术家，借助3D、5G技术，于武汉、上海、纽约三地联袂演奏，完成了《武汉十二锣》的中国首演。
美国时间2020年4月18日在世界各地的电视网和数位网直播《同一个世界：团结在家》（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该大型全球活动由美国女歌手Lady Gaga策划，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公民公益组织合作，通过全球联网的方式，由全球的演艺人士、歌唱家和体育明星共同表演和出席。《同一个世界：团结在家》不仅有音乐表演，还有关于新冠肺炎的基本防护知识科普。在音乐会上也将呈现世界各地医护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表达对这些身处战疫一线英雄的崇高致敬。
这类由艺术家倡议发起的大型活动，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1月28日，在洛杉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援助非洲大型义演，在场的歌星和工作人员手挽手同声高唱大会的主题歌《We are the World》演出当天晚上，主持了这次电视节目实况转播的主持、美国著名影星简方达说：“这不只是个群星灿烂的时刻，它表明，流行音乐在过去的几年里所产生的歌星们，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责任感……”这首著名的单曲是迈克尔杰克逊和里奇连夜创作而成，这首歌推出后，很快响遍全球，至今依旧传唱不竭。
为了给饥荒中的埃塞俄比亚筹集赈灾资金，1985年7月13日，一场名为Live Aid“拯救生命”的大型摇滚乐演唱会，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世界100多位最顶级的音乐人参加了此次义演，包括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皇后乐队等。演出前后持续16个小时，并通过全球卫星网络向140个国家实况转播，吸引近15亿电视观众。
全球化并不仅仅只是现代人类的图景，全球化的另一个概念是一体化或共同发展。人类一直将大同作为最美好的梦想之一，大概和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相关，我们的祖先都来自东非峡谷，经过漫长的跋涉而流布全球，在我们的基因中，始终镶嵌着“乡愁”一般情感，期待团聚，期待化干戈为玉帛，期待大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老子都对大同有非常具体的构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也是对人类大同的一种设想。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们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条约，标志着欧洲统一的梦想第一次通过和平的方式成为一种现实。全球化乃至人类大同始终是人类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景。但人类在追求全球化的道路上一路逶迤，步履蹒跚，这一美好的梦想也成为血腥和黑暗的温床。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三大绝对命令有助于我们分析什么才有可能是普遍并永恒的全球化力量。在第一条形式原则中，他说：“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人的行为依据同时也应该可以成为所有人的行为依据，这样的行为才符合绝对命令。更通俗地可以理解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第二条形式原则中则进一步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和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根据这个绝对命令，人的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和发展自身和他人人格中的人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目的。在最后一条形式原则中，康德更进一步指出：全部准则通过立法而和可能的目的王国相一致，就如自然王国一样。第三条绝对命令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每一个行为人的行为都是意志自律的结果，而不是他律的结果，这就为人的自由设定了神圣的疆域：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行为或立法注定不是绝对的，但个人自由的前提是个人的意志自律。
康德的绝对命令，与其说描绘了一幅人类理想的蓝图，不如说为人类大同的实现设定了三个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道德法则，适用于一切社会、时代和民族的道德规律。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何费说：“他促进了世界的普通伦理学。我们今天的全球化理论来自他关于世界法律与和平的模式。康德在我们每个人体内，他代表着人类的善，这善要求我们像一个人那样行走于世——从在红灯面前止步开始。”
如果说真善美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或追求，代表“真”的科学、那么代表“善”的公益、以及代表“美”的艺术，将毫无疑问是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在政治、市场、公益、科学四种力量中，公益和科学都因为更符合三大绝对命令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其一，这是两种寻求平等的力量，公益是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科学知识则是人与人平等的道路，平等完全符合第一绝对命令；其二，无论追求善、追求真还是追求美，本身就是目的，它不再是实现其它目标的工具，具有绝对性；第三，它们不以压制个人自由为前提，反而是以解放人的自由为目标，公民社会的倡导、到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都以人的解放为目的。因而，相比之下，公益和科学以及艺术将会是更恒久的全球化力量。
对外在世界充满好奇心是科学存在的原因，正是这种好奇心，让人类这种物种不仅在竞争中得以生存下来，而且还成为万物之灵。这种好奇心不仅不以任何的政治或信仰为界限，反而常常挑战传统的认知疆界，例如哥白尼对地心说的挑战。这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好奇心，同时也摒弃和批判个人的迷信和臆断。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全球的科学家具有更加强烈的公共意识，在近期多次爆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早在国家这个概念出现以前，慈善就出现了。说得再彻底些，慈善这种行为是人类进化机制的一部分。早在洪荒时代，流散各地的不同的人类族群，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总是用集体的力量来共同度过难关。所以，慈善一直是人类社会普遍并永恒存在的纽带。在谈到公益基金会的作用时，盖茨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慈善可以承担政府无法承担和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政府需要将大多数资源集中在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上，企业对股东负有受托责任，而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则拥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去尝试那些他们不会尝试的想法，其中有些或许会带来突破。”所以，慈善和公益不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替代品，而是一种独立的力量。
具有审美的情趣和要求，也是自然界进化的规则之一。物种繁衍是生物进化的动力，所以在性选择中，具有健康和匀称体型的往往会成为优选，而健康匀称表现为一种美。此外，为了获得更多被选择的机会，形体的颜色或大小都会存在竞争，这就是为什么雄性孔雀进化出了对生活无用但对却具有生命价值的漂亮的尾巴。所以，物种进化的竞争导致了美的产生。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审美或艺术既是破译历史的密码，也是让世界更平的力量。无论是洞穴里发现的那些神秘的充满野性生命的壁画，还是地下挖掘出来的珍贵文物，都是我们和历史血脉相连的脐带；而文艺复兴运动则是人类历史第一次因为艺术对人类命运产生了影响。到了21世纪，美学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了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重要的角色了。
所以，无论从逻辑理性还是从实践理性来分析，我们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科学、公益和艺术会成为最终的全球化的力量。从逻辑理性来看，人类只有走向大同才有可能实现永久的和平，但只有公益、科学会和艺术是满足绝对命令的全球化的力量；从实践理性来看，随着人类共同的物质生活的进一步富裕，人类将会越来越从对个人的追求转变为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转变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因此公益、科学和艺术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趋势。
也不仅仅只有市场是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市场之前，军事、宗教和政治都曾经是全球化的力量。亚历山大、罗马帝国以及成吉思汗都是以武力强行推开国家之间的障碍，而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争取全球普适性的争斗中此起彼伏，到了最后一次，市场成为了全球化的力量，也成为了最和平的全球化力量。但是，包括市场化在内的在此之前的所有的全球化力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不符合康德的三大绝对命令，因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永恒的推动力。其一，无论是军事、宗教和市场都不符合第一绝对命令，都至少违反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其二，更是违反了第二绝对命令，即永远不要把人当作工具；其三，无论是军事还是宗教都是基本上一种强制的力量，违背了自由和自律的原则。所以，任何全球化的同时也催生反全球化的力量。即便是最自由、最和平的市场全球化，虽然带来全球经济的繁荣，但也因为同时造成更大的贫富不均而遭受越来越大的阻力。
如果说政治军事、宗教和经济曾经都是全球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将科学、公益和艺术推动而产生的全球性变化称作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球化到命运共同体，其最大的不同至少表现在：第一，全球化是达到政治、宗教或经济目的的途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目的，形成政治、宗教或经济方面的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其二，相比军事、宗教和经济，科学、公益和艺术是一种更社会的力量，依赖于社会大多数人的文明素养，因而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的力量；其三，相比军事、宗教和经济，科学、公益和艺术的力量来自于其平等和共生共荣，而不在于其强势或垄断，因而是一种自由和自觉的平等。事实上，科学、公益和艺术一直是近现代社会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文艺复兴导致人的发现、启蒙运动导致的理性的萌发，现代全球性的绿色和平运动让人们心中的人类共同体的梦想越来越清晰了。
要从传统的全球化走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还需要克服历史和地域带来的偏见，需要克服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带来的狭隘，也还需要依赖物质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那就不应该让这一目标成为任何其它次一级目标的工具，不应该让这个概念成为实现某种利益的名义，而所有提出这个概念并为之努力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需要为此付出持续的善意和理性，要首先使自己符合和听从康德的三大绝对命令。此外，人类社会还需从以下四个方面不断化育，不断发展。
第一，决策科学化。决策之所以困难，既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环境的不确定造成，也是由于决策者所处的立场和个人经验所限制。在CT被发明以前，对体内很多疾病的判断完全依赖于医生的经验，因而不仅效率很低而且误诊率高，而当CT或核磁共振技术被引入后，对病症的判断便有了更客观的标准。所以，凡是一项决策中可以依靠科学进行判断，就要采取科学优先原则。以这次疫情来说，发展到今天，人类公共卫生的决策已经具备了科学分析和判断的基础，如果在疫情初期更多听从科学的建议或将相关的决策权交给专业部门，疫情在早期得到控制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因此，未来的各种决策都要进一步科学化和智能化，最大程度减低人为失误。
第二，商业公益化。事实上，商业的公益化趋势已经展开。从上世纪开始的企业社会责任，到本世纪推开的ESG以及社会影响力投资，都在表明商业社会价值观正在向义利并举的方向发展，商业向善不仅成为社会对商业的外部要求，也愈加成为商业领域内生的要求，而且也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一个指标。当人类总体告别匮乏时代，当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价格已经不再是市场唯一的信号机制，特别是，当信息因为网络技术的革命而变得更为丰富、完整和对称的时候，价格作为唯一的决策信号机制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商家而言，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越来越成为一种决策的依据，对于消费者而言，当基本的生活所需被满足以后，每一次的购买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创造或选择。商业的“公益化”并不是公益对商业的改造，而是内生于商业世界本身的动力。
第三，公益科学化。所谓公益的科学化是指公益要变得更加专业化。这是因为，随着乌卡时代的到来，社会顽劣问题将越来越明显，没有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盖茨基金会为所有的公益组织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板。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未来的公益组织将有越来越多的智库、开放实验室等高知识高科技的组织形态。
第四，价值美学化。这意味着，在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中，审美将起到主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用经济增长这一概念来指代人类财富的增长，那么未来人类财富增长的推动将主要来自审美，并且，审美也将是人类未来财富的重要构成之一。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美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几乎是在全球发达国家或发展很快的国家。基于美学的创新和创意也愈加层出不穷。我们或许可以下这样一个武断的结论：如果说600年前的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的反动，那么当代的这场美学运动就是对GDP经济思维的修正，经济价值将逐渐地禅让于审美价值。
如果我们将军事侵略称为全球化1.0，宗教称为全球化2.0，市场称为全球化3.0，那么科学、公益和艺术将会是全球化4.0，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借用福山的概念，可能是全球化的终极版本号。而且，我们看到，人类共同体并不是哪一种单独的力量推动，它一定是商业、公益和科学三种力量的互相融合，一定是全球所有主要国家的共识。
人类社会要么以这种方式走向更好，要么以另一种方式走向周期性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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