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标准可促使商业企业进行“社会化”改造

      “3A标准可以帮助社会组织或企业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点和途径上的短板，等于是为创始人进行了一次战略梳理。”零慧对《善达网》记者说。

      零慧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下称“友成基金会”）的秘书长。友成基金会以“推动人类社会公正和谐的发展”为愿景，是最早在中国倡导和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非公募基金会，《福布斯》中国慈善基金榜连续四年名列前茅。

      多年来，友成一直关注社会创新问题。2014年起，友成基金会王平理事长领衔、零慧和友成的研发团队启动了3A评价标准体系的研发工作，并在众多跨界专家的参与下，建立专门针对“社会价值创造”的评价体系，推动社会组织寻找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也促进商业企业进行“社会化”改造。

      “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和社会价值投资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社会目标为驱动力。但我们认为，目标不应是唯一的标准。”零慧在接受《善达网》记者专访时说，“评价这些机构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就亟需一套指导原则和评价体系。3A标准应时而生。”

      零慧说，“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标准的引领和系统的评估，让那些长期有效的社会创新型组织和社会创新型企业能够得到社会价值投资，获得更好的发展。”

      “3A标准是合一性的评价”

      善达网：当前，社会创新风起云涌。但到底何谓社会企业，其概念和标准却并未统一。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近年来在实践中总结了社会企业的3A标准，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零慧：我们更倾向于用“社会创新型组织”和“社会创新型企业”的表述。3A标准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资助或帮助企业进行社会价值投资对接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开发出来的。3A中的第一个A是Aim，社会目标驱动力，强调以关注社会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具备社会理想的内在驱动力；第二个A是Approach，解决方案的创新力，是寻求创新性解决方案和可持续的模式；第三个A为Action，是有效的行动力和市场转化力。

      3A标准是我们支持社会创新型组织和社会创新型企业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进行项目筛选和路演辅导的工具。目前我们着手做的对上市公司社会价值的评价框架，用的也是3A标准。

      善达网：但现在很多人把“社会价值”都泛化了。

      零慧：就像很多人说，我生产一只杯子也有社会价值，因为我满足了社会需求。对于这类将“社会价值”泛化的说法，我用3A标准的第一个“A”即aim（社会目标驱动力）来解释。社会目标驱动力主要从三个维度来衡量：社会问题的公共性、公平性和紧迫性。

      公共性是指面对的是社会问题（包括现实的和潜在的公共问题）所涉及的人群比例和规模；公平性是指服务对象是否属于弱势群体；紧迫性则是指该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生命、环境、财产等的直接、间接危害程度。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进行量化，综合来对社会创新型组织和社会创新型企业的“社会目标驱动力”进行判断和评分。

      善达网：一般认为，定量更科学但更难操作,定性更容易些。

      零慧：是这样的。很多组织在心理上倾向于定量，而在操作上倾向于定性。在回答一些问题时，有时很难说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解决那个问题更重要，所以我们综合了三个维度来对其评价。

      另外，aim还要结合创始人的能力和资源。比如，“老爸评测”是一家做儿童用品有毒有害物质检测的企业，也为家长甄选出安全放心的产品，解决“孩子用什么是安全的”问题。创始人魏文峰有着17年的化学品测评经验，对有毒有害物质标准有着很深的研究，也积累了较多的资源——这些，都成为他从事儿童用品有毒有害物质检测的独特禀赋和资源。再加上他瞄准的这一问题公共性和紧迫性都很强，所以他在aim层面就相对丰满。当然，他在approach和action层面也非常出色，所以在2016年友成发起的“社创之星”评选中，他获得了年度金奖。

      Approach强调的则是一种商业模式，也就是看其产品和服务有没有创新，商业模式能否让多方共赢，治理结构有没有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利润分配有无考虑到一些员工持股，或者部分资金是否再捐赠给社区，等等。

      第三个A, Action，我们更注重其团队内部的管理，这决定了其行动力和转化力。当然，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均衡也是我们关注的。

      总之，一个社会创新型企业或社会创新型组织到底做得怎么样，这三个“A”要放在一起来评价。而且每一个“A”，也都有一个合一性评价的问题。

      “要用发展眼光来看待社会创新型企业”

      善达网：现在用3A标准来评价的社会创新型企业有多少？其中符合标准的占多大比例？

      零慧：有100余家组织或企业参加了3A评估。目前3A主要还是个分析和评估工具，还不是一个类似认证的系统，因此只是根据情况来评估并得出分数，只有得分的高低，并不设定一个绝对的门槛，没有说符合不符合。得分最高的几个都在90多分以上，低的六七十分。

      而且，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社会创新型企业，3A在权重上也有所差异。

      善达网：得分最高的有哪些社会创新型企业？

      零慧：包括上面提到的老爸评测，还有成都的朗力养老、云南的碧丽源茶业，还包括公益路人甲平台。很多社会创新型企业都是我们较早发现的，除了从公益领域成长出来的社会企业家以外，对于有一些一直在用商业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家来说，很多人并不知道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估自己企业的价值。我们以3A标准发现其包括商业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指导其更加主动进行社会创新尝试，作为榜样引领更多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的100多个样本多属于初创型，基本来源于公益创业者，目前我们正将评估对象扩大至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企业。这样，更多具有社会创新的组织就会进入我们的评估体系中，也会有更多优秀的样本出现，例如像青云创投这样的企业一定会是最优秀的社会创新企业之一。3A的分析和评估体系依然在不断优化和迭代的过程中，随着样本量的增加和多样性的增加，评估的信度和效度将会有更大的提升。

      善达网：是否属于社会企业，摩拜单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案例。友成基金会肯定其是一家社会创新型企业，但很多人还是因为其商业模式不清晰而否认其属性。你怎么看？

      零慧：以3A的标准来看，摩拜单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而且这种绿色的出行方式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尾气排气排放，因此公共性很强。

      它的商业模式，我觉得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虽然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享经济，但是解决了资源的对接问题，这是一个进步。而且有那么多资本追捧，应该是有商业模式的，只不过现在还“不足为外人道也”。

      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被放到公共空间时，会不会浪费资源？乱停乱放会不会影响交通？所以，摩拜单车除了使命意识，这时更要有责任意识，尽可能地把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其治理模式及股权结构，但毕竟它还是一个早期的项目，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其未来的成长空间。

      善达网：以此来看，像滴滴这种也属于社会创新型企业？

      零慧：是的。王平理事长称，像阿里、宜信等都属于社会创新型企业，前者解决了信用体系，后者做活了农村金融，解决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从社会性的角度而言，其公共性特别强，甚至微信都可算作社会创新型企业。很难用一种标准来判断。

      善达网：现在普遍的一个观点是，社会企业的盈利至少有一定比例是划归社会资本，持续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零慧：严格而言，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型企业是有区别的，就底线限制而言，社会企业要更严格一些。我们更倾向于“社会创新型企业”这个名称，就是为了避免在赢利分红上的争论，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可以通过创新的方式和商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我想这种包容会让创业者和投资人都不尴尬，而不做标准设定，反而会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3A标准可促进企业进行社会化改造”

      善达网：3A标准对推动整个行业有什么意义？

      零慧：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我们希望它能够看到模式的创新对其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这也促使其更多的考虑模式的可持续性。对于商业企业而言，则希望它能够看到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做的贡献，且能够自觉地进行“社会化”的自我改造。

      善达网：目前来看，这个标准对推动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零慧：解放思维。3A标准启示社会组织在明确解决社会问题的使命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采取市场的方式，跳出“不能收费”的传统思维。

      还有，到底创造了什么价值，谁会为这个价值买单，这也是社会组织以前不怎么考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衡量成果的标准是你干了多少事，还是你做的这件事真正满足了客户或用户的需要或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这就需要从三A的维度来衡量，要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衡量，而不是从自我奉献的角度来看待。

      善达网：对于想要转型为社会创新型企业的社会组织来说，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零慧：明确“初心”。在3A标准里，特别是对处于初创期的组织而言，aim所占的权重是最高的。3A标准实际上是在帮社会创新型组织或企业的创始人作一个战略梳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要做的事业，更明确自己的选择。

      善达网：政府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上，需要采访哪些措施？

      零慧： 政府也需要解放思维。一是能够以更开放的思维对一些新型的社会组织或企业给以制度之便。同时，在评价机制上也要有新的突破。

      善达网：现在我国各级政府下在大力推进PPP模式（即公私合营模式），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零慧：PPP模式较多的应用于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将市场中的竞争机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但在这个过程，社会组织是缺位的，或者没什么发言权。而且，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参与，缺乏专业性的、公开透明的监督，则很可能成为新的寻租天地和腐败温床。

      基于这种考虑，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2015年就提出一个模式：S+PPP，也就是social-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三方跨界的协商对话平台的机制，里面就引入了专业的社会组织。这样可以让不同的社会利益相关方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为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出一个真正跨域的、有社会活力的模式。

      最近，在友成和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养老机构提升服务质量的研讨会上，也有专家提出建议，可以在养老、扶贫等领域多设计一些PPP项目，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非可以成为一方，以公建民营、共建民营的方式，来完成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

      善达网：国外在这方面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零慧：韩国就做得非常好，2007年就颁布了《社会企业育成法》。现在又提出了“社会经济”的概念，并正在推动设立社会经济法，这属于其它几个法规的上位法。它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立法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整合性发展。有的韩国立法专家对中国国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非常钦佩，对其现有体制和改革方向也在积极关注。

      以往可能英美的关注得多一些，因此我们在国际交流的时候，对于各类国家的理论、制度和实践都要涉猎，而且也不能只看公益领域的立法，未来跨界合作甚至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不能局限于某一两个国家和领域。